作为我国科技领域具有基本法性质的法律，科技进步法对促进科技事业长足进步、推动科技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悉，该法于1993年正式颁布施行，曾于2007年进行第一次修订，此次修订为第二次，新修订的科技进步法将与2022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

实际上，政府以此法为依据，出台多项科研成果转化新政策。据动脉橙果局不完全统计，截至2022年第三季度，我国基于科研成果转化共出台了51条政策，其中国家政策12条，地方政策39条，其核心内容仍然聚焦于“人才、技术、资金”三大核心要素。

人才的短缺一直是制约我国创新事业的关键性因素，尤其是在医疗健康等高精尖技术领域，其稀缺性表现的尤为明显。

因此在诸多与科研创新相关的政策之中，都将培养科技创新型人才作为重中之重。在2022年出台的51条政策中，其中有12条都将“人才激励”列为重点内容，在收益分配、职位评定和科研成果赋权等三个层面上重点发力。

以黑龙江政府出台的《黑龙江省激励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高质量就地转化若干措施》（以下简称为《措施》）为例，对科研人员在成果转化中的收益分配和职称评定进行了新的规定。

首先是在收益分配上，打破平均分配的原则，将科研人员的利益放在首位。《措施》指出“省属高校、科研院所的职务科技成果，由成果完成人实施转化的，将不低于转化净收益的70%奖励给成果完成人、不低于转化净收益的10%奖励给科技成果转化贡献人。”

其次在职称评定上，科研成果转化被纳入考量范围。《措施》指出“高校、科研院所应当按规定建立符合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特点的职称评定、岗位管理和考核评价制度，完善收入分配激励机制。”

对于科研人员的正向激励。在今年出台的政策中，除了“给钱”与“职称评定”外，还有一大趋势就是“放权”，即让科研人员在自有专利上拥有更多主动权。以《福建省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综合试点实施方案》为例，该政策明确表示要“试点单位可以将利用财政性资金形成或接受企业、其他社会组织委托形成的归单位所有的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赋予科技成果完成人”。

除了科学家，摆在科研成果转化前进道路上的另一大难题是技术经理人的短缺。实际上，相比于高精尖科研型人才，专业的技术经理人在我国创新和转化市场上显得格外重要。

这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技术经理人贯穿整个科研成果转化过程，为成果转化提供商业化指导和市场资源网络链接；二是我国当前在科技经纪人才上的巨大缺口，虽然上海、江苏、重庆、广州、深圳等地均在近年出台了加强培养技术转移经理人的相关规定，但技术经理人队伍的建设仍存在几大痛点。

具体来说，一是现有技术经理人大都“半路出家”，专业能力欠缺；二是行业门槛高，但晋升通道却十分狭窄。技术经理人不仅要懂技术，还要懂市场，但不平等的是，技术经理人作为新职业人群，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合适的职称晋升渠道；三是技术经理人叫好不叫座，收益相对较低，技术经理人往往要同时负责好几个科研成果，才能勉强糊口。

针对这三大痛点，政府同样也在技术经理人的培养、职称评审和收入保障三个方面上重点发力。

在培养上，主要是加强技术经理人专业能力，在《“十大创新”2022年行动计划》《“十强产业”2022年行动计划》《“十大扩需求”2022年行动计划》这三条政策中，明确规定“加强国家、省级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建设，指导年内开展技术经纪（经理）人培训1000人次以上。”

在职称评审上，安徽省首次增设技术经纪人类别，为从事科技成果转移、孵化、评价、运营、咨询、服务、研究等要素资源高效配置的专业技术人员，开展职称评审。

而在收入上，《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厅关于开展2022年度内蒙古自治区技术经纪人服务业绩申报工作的通知》明确表示“启动技术经纪人2022年度服务业绩申报工作，对技术经纪人进行现金奖励。此外，自治区还规定技术经纪人/经理人年度内累计促成技术转移转化交易金额超过100万的，按技术交易合同实际成交额的2%，给予最高20万元奖励。”

对于技术经理人的建设，首先是保障技术经理人的业务能力达标，能够在成果转化中发挥实际的作用，其次是通过职称评定和收入保障来吸引更多人才加入到技术经理人这一队伍中来。

据《2021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2021年，我国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仅为3%，数据相对较低。

而造成这一局面的核心原因，主要是大多数专利申请不是以发明创造的产业化为导向。某高校负责技术转化工作的专家告诉橙果局，当前高校教授大多是出于绩效考核、职称评审、项目结题、专利补贴等原因而申请专利，甚至有高校教授为了拿更多补贴，不惜将一个专利拆分成十几个专利。也就是说，申请专利的目的从一开始就偏了。

这些走“偏”的专利根本不具备产业化的必要条件，自然很难转化，即便是排除万难走入到了转化过程之中，也会面临很多风险。因此对专利技术的转化评估变得尤为重要，即按照市场需求对专利项目进行全面审查和检索。

对此，青岛市政府接连出台《青岛市科技计划项目技术成熟度立项评价工作规程（试行）》和《推进青岛大学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工作方案》，积极筛选出高价值科技科技成果进行转化。

首先在立项上更加谨慎，“将技术成果成熟度评价结果直接作为科技技术项目立项的重要依据。”就技术成熟度来说，成熟度越高说明研发进程越快，产品的质与量都更有保证，相比于早期项目，转化的风险更小。

其次是以市场为导向，筛选科研成果。例如青岛大学将建立高价值科技成果库，对有效存量专利及授权专利进行总体测评，分领域定期发布和更新科技成果包，此外，市科技局也将委托专业机构对成果库入库成果进行高价值成果评估，选出真正可转化、能产业化的科技成果。

据悉，2022年，青岛大学共有14项科研成果进行转化，其中“一种含钙可溶性止血材料的制备方法”，在临床需求、产品创新、产业化可能等多维度评估后，这种具有迅速止血作用的产品，与已有专利相比可节约40~50%的醇,且使用低浓度的醇,生产工艺更安全,适宜大规模生产。

虽然这项成果并没有很高的技术壁垒，但胜在有效解决了临床问题，更加契合市场需求。因此在科研成果转化这条赛道上，并非是专新特高技术有广阔的市场，那些小而美，解决临床需求的项目也能争得一席之地。

科研成果转化离不开金融的支持。

事实上，许多高校院所的科研团队掌握着优质的早期原始创新项目，也希望这些项目能够推向应用市场，但往往缺乏“勇敢资本”的青睐。

究其原因，一是高校院所的早期创新项目在产业化过程中存在高风险，大部分资本往往会规避。同时，一些资本对于理解和识别早期重大原始创新的能力短板；二是科学家难以触达到资本，此外，科学家还缺乏上“谈判桌”的经验与实力。

那如何让国内科研成果转化不再“为钱所困”呢？以长沙市政府为例，从三个方面发力：

第一个方面是在财政投入上，政府对科研成果转移进行全链条资助，在《长沙市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2022-2024年)》（以下简称为《行动方案》）中，指出“创新主体开展技术服务最高补贴100万。”

第二个方面是在税收上，政府对科技成果就地转化的企业打开优惠通道。《行动方案》指出，“在长校所、企业等创新主体开展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许可，经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后，符合国家相关税收政策的，可享受税收优惠。”

第三个方面是在贷款上，大力推进知识价值信用贷款风险补偿的同时，鼓励投资人关注创新企业。对此，《行动方案》中指出两点，首先是“综合运用高企信贷风补资金池、知识价值融资贷款等措施，支持银行为企业提供优惠信用贷款。进一步推广科技保险，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成果转移转化保驾护航。”

除了以上这三个方面外，启动科创母基金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科研成果转化关于“钱”的苦恼。

作为由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基金，科创母基金通常将采取新设或增资等方式，投资给子基金和高科技重点企业，重点覆盖科技创新程度高、科创成果可转化、且产业化前景较明朗的项目。

今年6月，北京设立启动300亿元的科创母基金，其中80%投向原始创新和成果转化阶段的初创项目，部分资金投入期长达15年。此外，基金还加强与高校和科研院所联动，联合共建北京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北京荷塘生命科学原始创新基金等，支持高科技成果的孵化与转化。据悉，今年9月，北京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帮助GaN基第三代半导体企业中博芯完成首轮融资。

实际上，在解决科研成果转化的资金问题中，政府部门依旧以财政投入为基础，再搭配税收政策上给予创新企业更多优惠，鼓励天使投资与风投机构关注到早期项目。此外，对于科研成果转化项目的投资，则是设立专门聚焦原始创新的科创母基金，发掘更多具有潜力的早期项目。

人才激励及培养、成果评估，资金扶持，这必然是当前成果转化领域的棘手问题，所以大量政策也在向此倾斜。但除了这些，政策在其他细小环节也在努力，比如保护知识产权、高校院所“三权”下放、技术交易等，这些更加精细化的政策正在从各个方面补齐科研成果转化现阶段的短板。